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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8年,於水益老师曾应宁波市教育志办公室的约请,参与《宁波教育志》的编写工作。编写史志最需有翔实的材料,为了查找材料、核对史实,老同志们不辞辛苦地跑档案馆,跑图书馆。
当时,於老师突然想起了自已家里藏了多年的一个箱子,那是已过世的父亲留下来的许多古老的课本。于是,於老师翻箱倒柜,扑打灰尘,清理出一批珍贵的资料。这批课本的印书年代有清光绪年间、宣统年间和民国初期不等,共有68册,课本名目有修身、蒙学、幼学、国文、史地、物理、算术、手工、英语、农业等,十分齐全。现在人一眼见之就可约略想到近代教育已具相当的规模。
於老师当即就把这批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宁波教育志办公室,这对编写《宁波教育志》来说,无疑是十分有助的。这种特殊的私人藏书,说明宁波作为“文献之邦”民间在保存文献的传统上确是绳绳不绝。
展开剩余84%於水益老师的祖父於树炯出身是镇海县(现北仑区)横河的一个世族——於颂房,他从“请馆”“坐馆”,到创办“横河公学”,一生都是教书的。於水益老师的父亲於桂祥(1889—1981)幼年时曾在宁波高工的艺徒班勤工俭学学翻砂,继而进省立第四师范读书。1917年毕业时他父亲於树炯去世,从此於桂祥继承父业也成了一个教书先生。到於水益这一代,已是三代教师之家。
从1917年到1946年,中国战乱频仍,於桂祥老人在这30年间辛苦辗转在鄞县、慈溪、镇海一带教书。他曾经在中兴、县商小、柴桥、昆亭、求精、甘溪、启承、祝家桥、红叶、陈歧、太平巷等三十几所学校任过教。据民国八年《时事公报》记载,由于教学工作踏实,於桂祥先生还曾得过鄞县一等褒奖状。但如此有资历有能力的一位教师,在解放以前生活却很贫穷,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。老人常常郁郁不得志,自叹“寄人篱下”。
当年於水益老师回忆,於桂祥先生一生好学,酷爱读书。稍有积蓄,便去购书。这些书大部分是教学用书和参考资料,笔者在於水益老师家里的书架上,看到一部於桂祥老人当年购买的日本长洋龟之助原著《题材中心·代数学辞典》,很厚的一本,内有老人勾划的痕迹,可知老人对于教学的精研。於桂祥老先生曾经向同时代的陶行知先生学习“生活即教育”“教学做合一”的教育思想,所教功课,凡能做实验的,必亲自动手做一做。如教《劳作》课,他就自制筷子、凳子等等,拿了自己做的样品,再教给学生怎么做。他还非常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,教学生练国术(拳术)强身。他以92岁而寿终,自然与他注重锻炼身体有关。
祖孙三代从事教育,水益老师家里所积累的教材越来越多。父亲於桂祥由于奔波生活,常常携妻拖儿地搬家。所带家具不多,书却装了满满的两辆黄包车,有时候装不下,常常自已背着书满面流汗地跟在车子后面跑。要不是有三次“大劫”,他家所藏之书还会更多。
第一次大劫是1941年,日本人在宁波扔炸弹。於桂祥老人带着儿子於水益慌忙逃命(於水益13岁时丧母),到乡下鄞南陈岐学生家避难。匆匆忙忙,忍痛舍弃了一部分书籍。
第二次大劫是在1965年。扫“四旧”时,於水益老师当时在镇海湾塘搞四清,趁“五·一”节休假特意赶回宁波,瞒着父亲烧去好大一部分。於桂祥老人知道后心痛万分,说什么也要留一部分。为防止抄家,他们就把书箱藏在厨房间的柴堆里。
第三次大劫是在1982年。当时於水益的儿子要结婚,居住面积太小,必须腾出地方来做新房,于是只好牺牲书籍,又卖了许多。
当时翻阅於水益老师所捐献的那些古老课本,笔者发现其形状的大小、厚薄与今天的教课本差不多。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“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”为例,其长为19.7厘米,宽13.2厘米,厚8厘米,木版印刷,前有凡例(课本说明),后有定价“银元八分”。编纂者是“学部编译图书局”,翻印者(印刷者)是“钧和印刷所”,总发行所是“宁波新学会社”,贩卖所为“各省大书坊”。由此可知当时的宁波竟还是课本发行的中心,可能这“钧和印刷所”也是在宁波的,甚至这“编译图书局”也是。因为清末的宁波帮财大气粗,有可能包揽了课本的编印和发行。
《国文》第一册共有课文80篇,图文并茂。《凡例》中说明:
①每星期授课四课,除放假外教授二十星期,可供初等小学第一年前学期之用。
②本册自第一课至第三课,每课一生字至二生字,第四课至第八课每课四生字,第九课至第三十二课至多不过七生字,兼复习前课已授之字,三十三课至八十课每课至多不过八生字,而旧字仍随课复习。每课生字均在本课上栏标出,遇有同一字而前后异音者仍行标出而加括弧于后一字以别之。
③本册前八课皆授单字,第九课后授之联字(今天谓“词”),以后循序渐进,而授以积字成句之法及积句成文之法,皆极浅近,为初学作文之基础。
④前八课所授单字皆名字类(今天谓“名词”),第九课至二十八课加入静字动字类(类似于今天的“动词”),二十九课后加入状字代字类(今日谓“形容词”,“代词”)。从这些说明里可以看出当时对刚入学的学生教学的大致情形,使人们可以认出今天教学的渊源如何了。
课本内容除传授文化和自然景物知识外,也讲究德育,不过这是封建的旧礼教。如第三十二课“父正坐子旁坐垂两手正两足”。也讲究爱国教育,不过这是爱清王朝的中国。第六十一课:“地图一幅上画各国我是大清人我爱大清国”。也注重尚武精神,如第七十一课:“学堂课罢同来游戏大儿执旗小儿执枪学为兵操”。第七十四课是关于修身的课文:“几上有镜瓶中有花堂内无人我欲摘花照入镜中愧不敢摘”。文字与口语相近,排列整齐,读易记。
光绪年间的课本,应当是於水益的祖父於树炯所使用过教本,但有意思的是,从书中几处被红笔改过的字来看,似乎民国时期的於桂祥也使用过,因为“我爱大清国”被改成了“我爱我民国”。
光绪三十年二月四版的《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》,“编辑大意”记述:“今编述中国史,……非仅纪三千年之事实已也,是编以进文化改良社会为主,凡于世界有影响者,均再三注意”。又说:“况近代以来,欧西各国,潜谋侵夺,各据要害,租借为名,港场尽失,是编自春秋战国,迄最近形势,各附地图,详细指示,以识古来并合之由,以起近今丧亡之痛,长学识,雪国耻,是在吾党。”这篇文字表明,当时的教育已浸受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。
68册教科书多数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,也有个别是解放初期的。从清末到民初,课本语言都是文言文,有些是口语化的文言文。
其后课本语言改为白话文,如1924年一月初版,1929年十一月五版的《新学制农业教科书四册》第一册第一课《农业》,第一节《农业的起源》中说:“上古的时候,天产物很多,谋生容易。后来人口一天多似一天,天产物却是有限,不得不渐渐地用着豢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方法,去补救天然的不足。于是农业慢慢地兴起来了。”它的标点符号,已经同今天的标点符号一模一样了。文字的排列则依旧是从右到左,从上到下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,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课本开始用套色有插图的封面,线装也改用平装。
於水益先生生于1925年,这位老教师从学校的炊事员做起,慢慢成为教员、视导员、校长,从宁波十六中学退休后,又在宁波市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的岗位上服务了几年。2014年,於水益又向宁波教育博物馆捐赠《教育工作50年》笔记五本,计数十万字。
宁波教育博物馆之所以能顺利建馆(建馆已十年),正是依靠众多像於水益先生那样的老教师,因为他们的无私捐赠,才有了教育博物馆压箱底的珍贵藏品。
於先生去世近10年萧山股票配资,清明节来临,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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